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曙光中的足迹——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中国传奇文摘

2014-7-28

    1920年,陈望道翻译了中国第一本中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,首印时书名印成《共党产宣言》,传到山东广饶刘集村后,演绎了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。1975年1月,病重的周总理仍惦记着首译本的下落。就在这年秋天,一位用生命守护近半个世纪的老人,把它献给了国家。
    2014年的春天,我们再次来到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。阳春时节,这里桃红柳绿,草长莺飞。九十年前的1924年,也是这样一个春天,刘集村秘密成立共产党支部,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。战争年代,刘集是远近扬名的堡垒村,被誉为“小莫斯科”。
    我们在一座农家小院前驻足,门前的大槐树,花缀满树,正飘着醉人的清香。走进小院里,窗前的石榴树绿影婆娑,枝头上榴花灼灼,蕊珠如火,仿佛在给我们讲述着那个遥远年代的火红故事。当年的党支部,就设在眼前这座小屋里。透过紧闭的门窗,我们似乎看到,油灯摇曳的炕桌上,摆着一本印错书名的小册子——《共党产宣言》,一群农民兄弟正在低声热烈地讨论着。
 
    1920年2月的北京,寒风凛冽。无法立足的陈独秀,被迫离开险地,避往上海。
    天还没亮,李大钊扮成账房先生,乘一辆骡车送陈独秀出城。他从怀里取出一本英文小册子,郑重交给陈独秀:这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来的,想办法把它译成中文,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,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,这是第一把开锁钥匙,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就在这里。
    陈独秀轻声念出书名:《共产党宣言》,太好了!
    1920年3月底,上海。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的戴季陶找到《民国日报》主笔邵力子:托你物色一高手,把我从日本带来的《共产党宣言》日文版翻译成中文。
    邵力子眉目一展说:此等重任,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!
    戴季陶深知翻译难度极大,担心陈望道难以胜任,让他试译。
    听说戴季陶找人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,陈独秀大喜过望,让邵力子把他那本英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一道捎上,供陈望道参考——三十四年后的1954年10月,陈望道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会时,周恩来特意问他,《共产党宣言》主要根据什么版本翻译的?陈望道说,主要根据英文版,同时参考日文版。
    陈望道带着重托,扛着一箱沉甸甸的书籍,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。他知道自己刚刚在杭州“犯过事”,已引起当局的注意,决定先找一个隐蔽处。
    躲到哪里翻译合适呢?
    他屋前屋后转了几圈,相中自家屋旁的柴屋。
    他在饭桌上对家人说:从今天起,我要在柴屋里干一件极重要的大事,不能让人家晓得,也不能让外人来打搅,大家多长个心眼。
    看着他那严肃的表情,一家人惶恐地使劲点头。
    要准确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,实在不是一件易事。文中有大量的新名词、新思想、新观点,译者从未遇到过,理解把握的难度相当大。国内只有一些对其段落的零星翻译,且谬误百出,如把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、安民思想混为一谈。
    陈望道中文功底深厚,又力推白话文,还精通英文和日文,留日期间还接触了大量的社会主义。可是,细细诵读多遍后,他仍感到十分棘手,也理解了戴季陶为什么请他“试译”的原因了。
    “宣言”开宗明义的第一句,就让他颇费踌躇。他在纸上写了划,划了写,绞尽脑汁,反复修改,最后敲定为“有一个怪物,在欧洲徘徊着,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”。
    虽是开天辟地第一人,陈望道对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翻译还是大致准确的,奠定了中文版的基石。在这基石之上,一些词语,在后来其他人的译本中,逐渐准确、通达、雅致起来。
    整整一个月,陈望道足不出户。到4月底,终于大功告成。陈望道钻出柴屋,想舒展一下酸胀麻木的筋骨。没想到,被头顶上明晃晃的太阳一照,竟一阵头晕目眩,幸亏扶着墙,才没摔跟斗。
    这一年,陈望道二十九岁,比撰写《共产党宣言》时的马克思小一岁、比恩格斯大一岁。
    1920年8月,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,把出版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译本作为首要任务之一。陈独秀约陈望道和李汉俊碰头,商议出版的事。
    李汉俊挠挠头:眼下局势紧张,公开出版《共产党宣言》会惹来麻烦。
    陈望道眉头紧锁,叹了口气:是啊,他们哪里能容忍《共产党宣言》公开印刷发行?
    李汉俊接着说:还有一个难题——到哪里筹集出版经费呢?
    陈独秀踱着步子:钱的事,我来想办法。听说维经斯基带来一大笔共产国际经费,我找他去商量。
    拿到钱后,陈独秀、陈望道立刻在拉斐德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,秘密开设印刷所,承印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    这天,陈独秀和陈望道、李汉俊等人悄悄来到印刷所,心情急切得就像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。
    过了一会儿,工人送来几本刚装帧好的小册子,一股清新的油墨香沁人心脾。几个人迫不及待地捧在手里,一边端详,一边压低嗓门,兴奋地议论着。
    眼尖的陈望道惊叫一声:糟糕,印错了!怎么印成“共党产宣言”了?
    陈独秀仔细一看,可不是嘛,封面上果然印着“共党产宣言”!
    快停下,快停下!陈望道连忙朝印刷工人喊。可是已经晚了,几百册都已经装订好。怎么办?毁掉重印?几个印刷工人慌了。
    陈独秀摇摇头:不行!我们本来就缺经费,毁掉重印太浪费。
    李汉俊安慰道:好在扉页和封底的书名没印错,没关系,内容比形式更重要。
    陈独秀思忖片刻,果断决定:这样吧,这些书就不要出售了,全部免费赠送。把封面重新排一次版,这个月再印几百册,封面改成蓝色的。
 
    1926年春节前,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雨辉回乡过年时,把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带回广饶的刘集村。
    一天晚上,刘考文陪着姐姐刘雨辉到了村民刘良才家。刘雨辉从衣袖里拿出本薄薄的书: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就留给你们了。这里面很多话都是革命的道理,能让人眼明心亮。
    刘良才拿过书看了又看,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,笑道:第一次看到长成这样的人……这把大胡子,长得可真有样子。
    刘雨辉也笑了:他叫马格斯,是个外国人。
    刘考文疑惑地问:咱是庄稼人,能看懂这种书?
    刘良才说:既然这书这么要紧,就算一个字一个字地啃,也得弄懂它。咱庄稼人生下来就会种地?不都是边干边学吗?
    当晚,刘良才掌灯读到天亮。
    《共产党宣言》开篇,就让刘良才不知所云:一个怪物,共产主义的怪物,在欧洲徘徊。
    刘良才反复念叨,到了能背诵的程度,也难得其解。每翻开一页,他都读得磕磕绊绊,就像推着一车东西,走在坑洼不平的路上。
    刘良才觉得,不认识的字还好办些,可书里有些话,就像潭水一样深不可测,像迷宫一样找不到方向。
    夜已深,妻子姜玉兰说:你别瞎琢磨了,等天明,去问问子久兄弟。
    刘良才哪里等得了明天,他说:不行啊,不弄明白我睡不踏实。说着就要起身。
    姜玉兰急忙阻拦:鸡都快叫了,人家正睡得香呢!
    刘良才不理她,顾自跑了。
    刘子久是中共地下党员,春节回家小住。在刘子久的小屋里,两人借着煤油灯,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
    《共产党宣言》里有这样一段话:在古罗马,有贵族、骑士……
    刘良才读后,对姜玉兰说:我们刘集不也这样?有地主、农民、佃户。我觉得,大胡子的很多话,细细琢磨一下,都好像是说给咱们刘集的。
    几个月的时间里,刘良才都在反复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他决定举办农民夜校,让更多的农民兄弟学习。
    刘集村党支部组织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,是在192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。晚饭后不久,刘集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就陆续来到刘良才家。
    刘良才拿着一本书说:召集大家来,就是为了学这本书。它叫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    有人问:这上面的大胡子是谁呀?
    刘良才回答:大胡子姓马,他是马大胡子呀!
    有人凑近细端详,看着看着,就噗嗤一声笑了:咱村姓马的,可没长大胡子呀!这马大胡子的模样也怪稀罕……
    刘良才也笑了:这可不是咱村哪个姓马的,也不是附近十里八乡的。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,是外国人呢!这本书是他和别人写的,里面写了咱穷人的事。
    有人惊道:外国人写的书也到了咱这里?这外国离咱村有百八十里地吧?
    刘良才笑道:哪有这么远,就在咱家的炕头上呢!
    刘良才给大家念道:“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有产阶级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。他只是用新的阶级、新的压迫条件、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。”
    刘良才看了大家一眼,见大家都面面相觑,就笑着说:我开始时也犯迷糊,也是擀面杖吹火——一窍不通。可看多了,琢磨多了,就琢磨出道道来了。这本书能让咱们有衣穿,有饭吃。
    刘良才接着说:我从里面悟出个道道——这个阶级、那个阶级,到现在也没换来咱穷人的好日子。旧社会再怎么换,也是换汤不换药,欺负咱的人该怎么欺负还是怎么欺负。咱们穷人家,走得慢了穷撵上,走得快了撵上穷,不快不慢往前走,扑通一声,还是掉进穷窟窿。说白了,就是永无出头之日!马大胡子说到无产阶级,啥叫无产阶级?就是穷得叮当响的穷人,咱庄稼人也是无产阶级呀!咱村里地主,有时不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?可他给佃户涨工钱了吗?他们脸上挂着笑,嘴比蜜甜,可袖筒里揣了把刀子,肚子里装满了坏点子!如今出了共产党,咱的出头之日也快来了。共产党说白了,就是和咱一个鼻孔眼出气的。
    大家都七嘴八舌开了腔:咦!这大胡子咋就知道咱这边的事呢?说的话句句都在理道道上!
    我敢打赌,这大胡子肯定也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,他要是没扶过耩子(一种播种的工具),说不出这样知根知底的话!
    坐在墙角的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发话:大胡子的话,说到咱心坎上了。照大胡子的话去干,不会错。说这话的人叫刘世厚,平日里沉默寡言,不显山不露水的。
    刘良才摆摆手,大家都停止了议论。他扬扬手里的书说:世厚说得对,咱们就得按这本本来。那些有钱人可不是纸扎的,一戳就破。怎么才能把他们摔在地上爬不起来?这大胡子给了咱一个办法,是啥?他号召咱联合起来!就是穷伙计们抱成团跟他们斗!
    就这样,一帮子农民兄弟,在1926年的这个夜晚,认识了被称为“大胡子”的德国人。他的《共产党宣言》,不仅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,也正被鲁北平原上顶了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慢慢接受着。
    如果马克思、恩格斯能活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也许在《共产党宣言》再版的某一篇序言中,会提及中国鲁北平原上的这帮农民兄弟呢!
    在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,有这样一句话:用暴力推翻有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。刘集村的农民兄弟从这句话中受到启发,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。一年以后的1927年,毛泽东提出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和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战略方针。
    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,鲁北平原上以刘集村为中心的革命斗争,却是如火如荼。1928年春天,广饶县一些地方闹起春荒,刘良才带领吃不饱的农民,掐了大地主谢清玉地里的谷穗,后又开展反对苛捐杂税的“砸木行”斗争。 (待续)
 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